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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饭与王老师

发布时间:2020-06-20   来源:F与生活 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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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01-0112:1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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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老绥远韩氏讲过去的事情

作者作者: 

韩丽明

午饭与王老师

午饭与王老师

我是1962年考入呼和浩特第五中学的。那时,呼市五中只有教工食堂,没有学生食堂。路远的学生带饭,学校的大灶可以给馏一下。

我因离家远,每天中午也从家带饭吃。那时同学们都用铝饭盒带饭,饭盒大同小异,不好辨认。大家都在饭盒外面系一根线绳或用红油漆在盒盖上写字作为标记,即便如此还常常搞错。

早晨,同学们把饭盒送到食堂的木架子上。临近午时,炊事员把饭盒齐齐整整地码进笼屉里。临近午间下课时,同学们都做好了冲刺的準备。下课铃一响,老师一喊:“下课!”同学们都像箭一样飞向食堂。

把饭盒碰掉,饭菜洒在地上的情况经常发生。不时能看到有的同学,一边小心翼翼地收拾洒在地上的饭菜,一边哭泣。带来的好饭被别人拿走,自己端着别人的窝头鹹菜不知所措的场景也时有所见。

甚至还发生过,淘气的同学把别人饭盒里焖饭的水倒掉。待到人家中午打开吃时,里面都是些半生不熟的米颗子,欲哭无泪。

一学期出一元的热饭钱。到中午吃饭时常常几个要好的坐在一起,菜和饭相互吃。夏天,有的同学头天晚上就把饭菜装好了。有时忘了把盒盖打开,闷在里面馊掉了。大家就各自省一点给他,其乐融融。

我从家里带的没有啥好饭,常常是玉米面窝头和鹹菜。鹹菜是腌萝蔔或腌芋头,切成片,外面抹点辣椒。有时带的是炒糖菜渣子,那就更没有营养了。曾经带过小米,自己添好水来蒸。我把握不住水量,常常不是太硬了,就是太软了。吃小米饭有时没有菜,母亲在家用胡麻油拌点葱花和盐就权当菜了。

到了1963年,父亲拿粮票能从旗县买到莜面。我从家带的饭多数是莜面囤囤(莜面和好,擀薄。在上面铺一层土豆丝,捲起来,切成段,上笼蒸熟),为了省粮,莜面里卷点土豆丝是非常必要的。早晨出门时,把头天蒸好的莜面囤囤放在在饭盒里,再倒点醋、搁点盐就全有了。上午下了最后一节课,早已饿得饥肠辘辘,慌忙去食堂取饭。一饭盒囤囤如风捲残云一般,几下就吞食了个精光。小勺刮的饭盒吱吱作响,最后还要用舌头把饭盒的内部细细地舔舐一遍。

只有在过节时,我才可能带好饭。饭盒里有肉片、有豆腐、有白菜,还有白面馍馍,那时我常常盼望过节。

那个陪伴了我三年、两端椭圆形似腰子的饭盒,不知后来哪去了。

记得有个同学的父亲在呼市製鞋厂工作,那里天天有集宁肉联厂的货车送来猪皮。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,他爹在製革车间,可以趁便捡拾点边角余料回家煮食。那时,我最崇敬的职业就是呼市製鞋厂製革车间的熟皮工。

1963年的冬天最幸福。那年锡盟遭了雪灾,半数的羊因为没有饲料被冻死了。牧民们不要肉只要皮,光溜溜的整羊都叫内蒙政府的直属机关拉回来了。羊不放血肉红红的不好看,但那时只要能吃上肉就是天大的好事,无人在乎这些。父亲分的几只都是幼羊,用他的话来形容,一张人民日报能包一只。母亲将羊肢解后炖了一大锅,为了能多吃些时日,锅里搁了许多盐。有几天,我天天晌午带的都是肉,好几个同学都跟着我沾了光。“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”,五十年以后,还有人还念念不忘这件事。

那年冬天,父亲单位给家家户户发玉米面,给锡盟过不了冬的羊群蒸窝头。那时的人们真纯洁,一点也懂不得侵公肥私。我从笼布上抠下点圪渣渣吃,都会招来父亲的辱骂。儘管各单位的职工们夜以继日地蒸窝头,蒸好后装入面口袋里统一送往机场,飞往锡盟空投,死羊仍遍布草原。

到了1964年,国家缓过劲来了。家里因为姥姥病死了,少了一口人,经济状况也有所好转。母亲看我身材弱小,个子总不见长,就和父亲商量,想让我的午餐在学校食堂吃。一打听,学校没有学生食堂,于是母亲去找校长通融。令人感到意外的是,校长竟然同意了母亲的要求,把我也安排在教工食堂吃。

呼市五中教工食堂的饭真好吃,中午不是米饭就是麵条。米饭当然是是小米饭,炒菜;只有过节才会有大米饭,而且是天津小站米。天津小站米真好,就是没菜,白饭也好吃。倒点酱油一拌,味道好极了。

麵条是荞面打滷麵,算作粗粮。味道非常好,吃时最好多多加醋。反正我后来的几十年再没吃过那幺好的荞麵条。那幺和润滑口,那幺回味无穷。半个世纪后的今天,我仍然怀念那里的荞麵条。

由于在教工食堂吃饭的人不多,每顿饭需要提前登记。吃什幺?吃多少?都要提前写好。食堂管理员是个山东人,一个面慈心善的老头。

每到上午第四节课,我就开始在课桌下偷偷地整理饭票了。一天被语文老师王德科发现了,他竟然没有骂我,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说:“你毕竟是个孩子呀!”

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什幺意思,只是感到很温暖。不像有的老师,一旦发现你有小动作,粉笔头就飞过来了。

王老师在民国时读过私塾,文言文基础非常深厚,《古文观止》可以倒背如流。我至今仍清晰记得他朗读古文时的情景,声调舒缓,抑扬顿挫,清晰、準确,不急、不燥。每当读到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或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苍天与秋水一色”这些句子时,他的眼睛都会发亮,如泣如诉的声音让我心驰神往。

王老师出身不好,对学生说话非常和善。那时他的年龄估计还不到五十,但已显出老态来了。我现在也老了,每逢想起他的音容笑貌,心中还是感动不已。

最近获知,王老师祖籍陕西神木县盘塘村,是当地的大户人家。1945年经同学介绍进入绥远省政府,在董其武手下的新闻科供职。他曾经参与了绥远省9.19通电起义文件的起草。

解放后,共产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承诺不算数了,开始没完没了地审查。虽然没有查出他的任何问题,但是工作没有了、经济来源没有了。租不起房子,他曾住在一户人家的猪圈里。

后来,王老师在呼市二中总务科当壮工。每天搬砖、和灰、修缮校舍。一次干活休息时,适逢呼市教育局局长来二中视察工作,谈话的地点正好靠近工人们休息的地方。他们说到《水经注》的作者时,谁也想不起来,王老师听到后随口说:“是郦道元嘛!”教育局局长便和王老师聊了一会儿。过了不久,二中校长顾世纯去教育局找局长要求增加语文老师,局长说:“你们学校有现成的好语文老师不用,我到哪再给你找去?”

“谁?”

“总务科那个壮工!”

从此王老师就开始教课了。不但教语文,还带着数学课。他以后辗转至五中、土默特学校,直到退休都是高三语文老师。

因为出身及伪职员的历史背景,王老师解放后一直为历届运动的“运动员”,尤以文革为甚。在1966年的红八月、1969年的“清队”中,他属于重点清查对象。人家质问他离延安那幺近为何不去参加革命,非要和国民党搞在一起?王老师说不圆满,被弟子及激进的同仁们痛殴。期间遍体鳞伤、皮开肉绽、满脸血污、痛不欲生,惨状不可尽述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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